简彩生老师的血色记忆

走过兵燹动乱的岁月，他的心中，有多篇属于中日战争的回忆录。那年中日战火愈燃愈烈，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中华儿女均同仇敌忾，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抗战，侨生马来西亚槟城的简彩生也是其中一员，胸壑壮志的他决定远赴父母的出生地从军抗日。回忆军旅生涯中的参谋工作，那战地同袍生死与共、在硝烟弹雨中餐风露宿的血色记忆，往事仍记忆犹新地刻印在简老英雄的心底。

走过战乱的年代，最知道和平的无价。上个世纪那场惊天动地的中日战役，对不曾亲身经历的年轻人，仿佛只是电影里的浮光掠影，对两鬓已经花白的简彩生老英雄，却是一段无法磨灭的生命烙印。简老就是生长在那烽火战乱里，那段生活物质与精神贫乏的日子，每日耳听中日战争的残酷，战情情势紧张得远在南洋的华人都为之惊怕。

在那中日战乱绵延的岁月里，抗日前线急需物资支援，当时大马华裔青年的抗日情绪高昂，在居林生活的简彩生也投入了宣传抗战救亡运动的洪流，筹款赈济远在中国的伤兵难民，尔后又毅然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献身，投身军旅报效炎黄子孙的母国。抗战胜利后，简老退役回马，即投入作育英才行列。无论对滋养父母的中国，或是自己的出生地，简彩生都投入了无限的力量与爱。

以往种种烽烟事迹都成过去，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高龄85岁的简老笑说，那年离家远征，他才16岁。家境原本优裕的简老生于槟城，父母亲从中国南来槟城后，经营裁缝事业又兼营橡胶园，可后来一次家园遭逢火灾，所有家当毁于一旦，他们只得举家迁往消费水准较低的吉打居林。

报大年龄 赴前线抗日

简老就在民风淳朴的居林小镇成长，在觉民小学念书。小学毕业后，适逢中日战争开打，热血澎湃的他白天参与宣传抗战救亡运动，夜间就到夜校进修。1940年，他从报章新闻中得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筹设华侨入伍生团，一心想奔赴抗日前线的他，不假思索地就搭船到槟城报名。

他说，当时其实是未经父母家人同意就报考的，他一抵达槟岛，就前往位于红毛路（现苏丹阿末沙路Jalan Sultan AhmadShah）的中国领事馆报名，当年他的资料登记年龄与真实年龄其实并不符合，原因是当年他年仅16岁，不合兵役规定，但是那颗想奔赴前线浴血抗日的心却不能等了，于是他唯有把年龄报大了两岁。

历经体能测验和笔试，顺利在300多人中脱颖而出的他，在告知父母自己即将出发到中国时，父母纵然万分不舍这个懂事的长子，却也知道儿子有进取心，也就放手让孩子随着大队抗日去。简老说，那年5月初，他和被录取的60多人，由当过教师的江维国、丘江滨和陈仰山当领队，一起乘船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停留一个星期后，在新加坡总干事安排下，大伙儿就乘上法国客货轮“巴士基”往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去。简生说，客货轮没有直接航向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船道有欠安全，也不能由香港转入中国。

他们一行人抵达越南西贡，继而搭火车到河内，再往中国云南边境小镇河口去，这一路颠簸，直到5月底，他们才抵达昆明，因去贵州独山的公共交通不多，经多天奔走，他们一批人才6月初到达独山县五里桥，向团部报到。抵步后，迎来的不是雄伟的校园，而是一片黄土大地。

赤手空拳 自建营房

简彩生说，那是因为学校几次大迁徙、设备已经殆尽，大家在学校第一件必须面对的事情，就是赤手空拳自建营房。他说，这就叫做“劳动服务”。大家必须至山中伐木，再从山上将木材扛到营地，再锯成建材，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营房、讲堂、厨房，在三个月内就全部在这片荒地上搭建好了。

艰苦和严格军校生活三年过去，他与数名同学毕业后，又被派往参加贵州息烽中央警校刑警第五期受训，继又被选派到四川重庆军令部参谋班第七期受训。毕业后，他被委派驻粤军委会捌动军第一纵队指挥部任职，该纵队官兵有湖南南岳受中美训练所配给美国新式武器装备，他们沿着粤汉铁路南下至广东曲江，再分途挺进至最前线与敌人交锋。

除此，简老回忆说，当时他们还必须深入敌后沦陷区，专门破坏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大家也必须协助美军试验他们新发明、用于设计摧毁敌人坦克车与火车的武器。他和同袍也负责向盟军飞机提呈指示如何向敌人沦陷区军事目标施行轰炸。

回顾往事 云淡风轻

历经持久抗战，中日战争终于结束。几经辗转，离开战地的简老也回到槟岛，那年是1952年，距离离家远征那年，已是12年后。尔后，他在槟城钟灵中学任教，粉笔生涯三十年，简老已是桃李满天下。退下教职，热爱社团活动的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到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当文书。直到2000年，他因眼疾动了手术后，就转到广福宫任职，消磨时间。

走过颠沛流离岁月，年过八旬的简老回顾往事，心境早已云淡风轻，平日与昔日军校同学莫源谈往说旧，重温当年穿草鞋的生活，已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严酷训练 从不叫苦.

三年的军校生活，是强健体魄、磨砺意志的考验，可是这是简老自己选择的道路，那离乡背井，且要接受严酷军事训练的过程非常辛苦，可是当年只有16岁的他却从不叫苦，他淡淡地说：“就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硬着头皮，苦捱下去。”

他犹记得，抵达独山的第一晚，大家吃的第一餐，就是六个人合吃一盘苦墨菜，再喝着豆芽汤和米饭吃，当时大家都打趣说：“真的挺有意思，第一餐就吃这苦得要命的苦墨菜，不正刚好代表我们吃苦的生活就要正式掀开序幕吗？！”

当时候，上千人在荒僻的独山生活，僧多粥少，每个同学都得负责运输米粮的工作，简老说，这可不是由车子运输，而是必须步行到数十里外的屯米乡区背三十斤的米回独山。这样的劳动，年纪小小的简彩生也习以为常，因为平时在校训练，每位同学的背包也必须放重达三十斤的石子，以训练负重的毅力。

他说，当时同学之间很少有机会交谈，因为每天行军训练，同学要“三操两讲”，意即一天早中晚要出操三次，“两讲”则是在课堂上课和晚间自习，都累坏了，没有余力再聊天。但是那三年共处生活所累积的感情是牢固的，这群小伙子在和平后，由身在台北的同学发起组成“庆华同学会”，作为同学联络团聚据点，每年举办一次联谊会，同唱“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的黄埔校歌。

简老说，过去大家每年双十节都在台湾聚会，但是自从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大家就较少聚会了，这几年，剩下几个分布在各地的同学还有电话联系。

父亲病逝 才回大马

当年日军投降后，简老并没有即刻回到马来西亚。回溯当年，他说，在裁军复员的国家大计下，当时各省各地的捌动纵队再次集训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的南岳，受训整编为交通警察，以护卫铁路为主要任务。他因是海外华侨，被特准申请复员离职。

可在他准备返回槟城时，他昔日的长官邀请他前往湛江市（旧称广州湾）警察总局担任督察，本着学以致用，发挥所长的想法，简老当下就答应长官，接下工作。工作数年，简老日渐思念双亲，惟当时中国内战不断，当时军官总队又派他至广州行辕待命，过后又奉命到潮汕及闽粤边区所属各县，协助推行县自治行政方针。直至1952年，简老因父亲病逝，他才回来马来西亚。